兰州市长、原市长等169人被问责：一场环保督察风暴下的权力问责

兰州市长、原市长等169人被问责：一场环保督察风暴下的权力问责

2025年6月22日，甘肃省委、省政府通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情况，兰州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刘建勋等169名党员干部被问责。这场涉及厅级干部15人、处级47人、科级及以下107人的大规模问责，不仅暴露出兰州在生态保护领域的系统性失守，更折射出地方治理中权力监督的深层困境。

环保督察：撕开城市治理的“遮羞布”

2023年11月至12月，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甘肃省开展督察，发现兰州存在白道坪片区未按规划配套污水处理厂、七里河区硷沟水体黑臭、生活污泥处置滞后等突出问题。督察组指出，兰州市政府及住建、水务等部门对中央环保政策执行不力，导致“十三五”期间全市污水管网建设滞后，雨污分流改造仅完成目标的62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兰州建投集团原董事长魏肖克等国企高管利用工程审批权，违规将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资金挪用至商业地产项目，直接造成2023年七里河区暴雨期间污水倒灌事故。

在张掖市，37处人工水面违规占用耕地5256亩，水务部门近十年违规发放取水许可证29份，导致黑河干流水量锐减。甘南州则因无序采砂问题，使高原草甸水源涵养区生态功能退化，37家采砂企业长期侵占生态保护红线。这些案例共同指向地方官员“重发展轻保护”的政绩观偏差——2022年兰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仍将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”列为首要考核指标，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标率仅排在全省第5位。

问责清单：从“批评教育”到“双开”的尺度差异

此次问责呈现明显分级处理特征：兰州市政府、张掖市政府等86个党组织被责令书面检查；15名厅级干部中，兰州新区管委会原主任李东新被党内严重警告，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刘文玺仅被谈话提醒；107名科级干部中，11人被开除公职，包括兰州新区环境监测站原站长杨仲玮。这种差异化的处理引发公众质疑——为何同为环保失职，处罚力度悬殊？

深究发现，问责尺度与问题性质直接相关。例如，兰州市水务局原局长脱兴福因违规审批地下水开采被党内警告，而甘南州自然资源局原副局长冯存德因受贿被“双开”；兰州建投集团原董事长魏肖克因涉黑涉恶问题被移送司法，其继任者周志仅受党内警告。这种“选择性问责”暴露出地方纪委在责任认定中的技术性规避——对涉及重大经济犯罪者从严处理，而对系统性政策执行偏差则从轻发落。

制度反思：环保督察为何难解“地方保护”困局

尽管中央环保督察已开展三轮，但兰州的生态治理仍陷“督察-问责-反弹”怪圈。2024年数据显示，兰州市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仅68%，低于全国省会城市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。督察组指出的“污泥处置设施滞后”问题，早在2019年中央环保督察“回头看”时就已被通报，但相关项目直至2025年仍未启动。

制度性缺陷在问责过程中暴露无遗：首先，环保考核指标权重过低，2024年兰州市政府绩效考核中生态环保仅占12分（总分100），远低于经济增长的35分；其次，跨部门协同机制缺失，水务、住建、生态环境局在管网改造中相互推诿，导致同一问题反复被督察组点名；最后，追责链条断裂，如兰州新区化工园区管委会原主任于凤刚被撤职后，其分管的危化品运输监管漏洞仍长期存在。

民生代价：生态伤痕背后的社会成本

这场问责风暴揭开的不仅是官员仕途的终结，更是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。七里河区硷沟黑臭水体导致周边3个社区数千居民常年不敢开窗，2023年爆发3起居民集体抗议事件；通渭县污水直排散渡河，造成下游5个乡镇2.3万亩耕地盐碱化，农民人均年收入减少4200元。更严峻的是，兰州新区橡胶坝违规建设导致地下水位下降，引发2024年区域性饮用水危机，迫使政府投入2.7亿元实施应急调水工程。

环保督察带来的“运动式治理”难以根治痼疾。2025年兰州市财政预算显示，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同比增加38%，但同期城建投资仍高达420亿元。这种“边污染边治理”的模式，折射出地方政府在发展与保护之间的深层矛盾。正如兰州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建民所言：“问责169人容易，但重建被透支的生态信任，需要数代人的努力。”

当问责通报在政府官网挂出时，兰州市民的手机里正刷屏着“市长被批评教育”的短视频。这场看似严厉的问责，若不能转化为制度性变革，恐将沦为平息舆论的公关手段。毕竟，真正的生态文明，从来不是靠处分名单堆砌出来的，而是需要将环保责任嵌入每根权力链条的基因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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