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价格无法指导生产和分配的时候,问题就出现了。
时至今日,我们还是无法回避2008年那场次贷危机。
次贷危机的导火索,是一家并不大的金融机构雷曼兄弟的倒台。雷曼兄弟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蝴蝶效应,引起了全球的金融海啸,几乎摧毁了美国的金融体系。
也差不多在同一时刻,《灰犀牛》成为全球畅销书。
《灰犀牛》这本书讲的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,但由于人性的弱点,一些人心存侥幸,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。
事实上,全球任何经济体都难以彻底避免经济危机,因此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,当危机出现的时候,要正视它,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。
到今天,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的历史里,严格意义上,我们还从未直面过一次危机,我们没有经历过经济下行,基本上一帆风顺,借助市场经济的东风,我们的宏观、企业、居民端可谓是顺风顺水。
但现在,宏观经济正面临着四十多年来最艰巨的挑战,没有之一。
回顾过去我们走过的路程,第一次的经济下行应该是在93年到94年宏观紧缩,一大批房地产商倒掉,为了控制通胀,紧缩银根。
到了1997年的时候,亚洲金融危机来了,我国当时外向型的经济刚刚开放,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
再一次,就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,当时动用空前资源,推出了一个4万亿的刺激计划。
实际上4万亿只是一个符号,真正投入的资源应该在以10万亿元计算的。
这么大的刺激力度,很难不帮助我们快速从2008年的疲软中恢复过来。
这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进程中,我们一路走来虽然经历风雨,但靠着宏观上的调控,我们并没有经历过一次完整的经济衰退的考验。
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调整,毫无疑问是经济几十年发展到今天,结构性的矛盾积累下来的一个必然结果。
什么是结构性的矛盾?
从2008年开始,我们确立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路径的增长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中,基建和房地产两头开花,共同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。
这种带有一定“计划经济”属性的基建投资和产业投资,被称为产业政策。
产业政策的好处我们都看到了,它不好的一面在于,过度投资带来的过剩,可能会干扰并扭曲价格信号。
价格在市场中起到什么作用?
价格是能够指导分配和生产的。
当价格被扭曲或干扰的时候,生产和分配就会出现问题。
第一个问题是工业化的红利已经耗尽,新的增长动能在什么地方呢?过去对新能源和制造业升级的投资,的确带来了很大的改变,我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和生产国。
庞大的汽车销量带动了产业的突飞猛进。但产业上的变化,并没有体现在分配上面。
生产太多,导致了商品的溢价能力变低,汽车厂商生产的确很火热,但盈利点却又寥寥无几。时至今日,在造车新势力当中,盈利的并不多,亏损依然还是常态。
具体到产业工人上,由于价格信号被扭曲,企业利润受到影响,产业工人的收入提高也一并被放缓。
当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时候,企业利润和工人薪资都会受到干扰。
第二个问题是,从2008年以来,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,人为地维持经济增长,也让我们在货币和财政方面的空间越来越小。
投资、刺激,都会带来过剩或透支,当这种边际效益开始递减的时候,再度进行人为刺激,所取得的效果已经很低了,反映在国债收益率上,就是投资回报率降级的表现。
没有好的投资回报率,就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化,变得更悲观、个人不愿意消费、企业不愿意投资,消费降级,宏观增长的压力,开始显现。
产业政策扭曲价格信号,还体现在我们的外贸上面。
今年年初耶伦访华的时候,就曾提到过产业补贴带来的过剩倾销,这不是事实,但却是西方越来越关注的问题。
前段时间欧盟对我国的汽车关税也已经落地,最高40%多的关税壁垒,对我国汽车出口来说,也构成了重大挑战。
而这,也是产业补贴带来的问题。
当价格优势成了绝对优势的时候,西方原有的产业链,根本无法和我们竞争,这也导致他们祭起关税大旗,对我们的产品进行“选择性歧视”。
过去我们对制造业、基建和房地产的大力投资,这些钱不是大风刮来的,本质上也是为了追求回报的。
负债杠杆就是借来的钱,借来的钱不是创造的财富,借来的钱是要还的,拖得越久利息越重,在投资回报率降低的今天,债务也因为产业政策变得沉重。
2008年,我国非金融机构的负债,对GDP的比率是140%。到了2017年,我国宏观经济的负债率已经上升到了260%,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,负债率增加了一百多个点。
这有多可怕呢?
玻璃大王曹德旺做个一个形象的比喻,如果把自己的福耀玻璃负债率在十年的时间里增加一百多个点,那么福耀玻璃早就关门大吉无法运营了。
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,在信用的支撑下,可以把负债拉到260%。
唯一的问题在于,信用不能出现问题。
今年下半年,尤其是9月份以后,市场对刺激措施的信心越来越大,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强调这一点,根据现有的线索来看,我们会推出一个10万亿的刺激措施,其中六万亿解决地方债务问题,四万亿解决房地产问题。
这依然还是防范风险,由此也可以看到,债务的影响是非常有可能造成巨大伤害的。
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再去讨论了。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降低杠杆率,控制债务,守好自己的现金流。
当价格无法再指导生产和分配的时候,当价格信号被扭曲的时候,投资、消费、收入甚至是就业,都会出现一系列的蝴蝶效应,并最终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。
过去投资刺激增长积累的债务,已经到了难以偿还的地步。
换句话说,靠着过去的增长路径,已经走不通了。
价格起不来,收入起不来,消费起不来,连带着投资回报率也起不来。
长期来看,我国的经济趋势将是一个长L型,至于今天是不是在L的底部,还是刚刚L,很难说得清。
但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实打实的。短期的挑战,是价格信号被扭曲的生产、分配问题。中期的挑战是过去投资积累的历史债务问题。
而长期的挑战,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,和我们自己的人口问题。
过去几十年,我们没有认真调整,挤压到今天,新的增长动能在短期内能找到吗?很难,而这么高的杠杆率,在短期内能降下来吗?
也很难。
杠杆降下来,宏观经济就阵痛;因此现在不仅不能降,我们还要在未来几年加杠杆。
至于加在哪里,相信很多人大致已经有了一个判断,那就是加在地方债务和房地产上面,缓解这两个点的压力。
至于未来,要想了解未来,我们就不得不了解过去。
2018年,我们的人均GDP是9000美元,当时的美国人均GDP是6万美元,算下来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六分之一还不到,差得很远。
2023年,我们的人均GDP是1.3万美元,美国则是8.17万美元。
2018年时,我们和美国的人均GDP相差5.1万美元,到了2023年,我们和美国的人均GDP相差6.8万美元。
差距为什么会拉大?
新冠病毒是一个因素,债务和消费也是一个因素。
今天的宏观经济,正在面临着历史上的遗留问题,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增长点,但新能源行业带来的增长,却又是建立在扭曲价格信号之上的。
当生产和分配已经无法用价格来指导的时候,产能过剩、收入增长放缓的弊端也显现了出来,那就是消费严重不足,消费疲软至今还未恢复。
连带着,人力成本的相对便宜,还带来了更大的内卷竞争,形成了资源的耗散。
一个工业化的经济体,要如何才能实现向消费转型呢?
我想,这仍然取决于市场本身。
什么样的竞争体系,带来什么样的优胜劣汰机制。只有尊重市场、尊重价格,我们的生产和分配,才能够达到一个相对均值。
经济比拼的不仅仅是产出,更重要的还是内部的消费需求。尤其是对一个高度工业化面临迫切转型需求的经济体来说,内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围绕着这一点,未来我们需要着重从生产和分配的角度入手,否则生产越多,消费越少,势必就会陷入到某种尴尬的处境之中。
变局之道,就在其中。
en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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